综述：支持有意杀害动物的伦理论证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Ethical arguments that support intentional animal k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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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0日
来源：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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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梳理了支持有意动物杀害的八大伦理框架（包括后果主义、义务论、宗教伦理等），论证其在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和科学研究等场景中的伦理合理性，驳斥了“绝对禁止”观点的片面性，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动物使用伦理提供了多元视角。
1 引言
杀害非人类动物（以下简称“动物”）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这与我们在全球食物网中作为捕食者和竞争者的生态角色相一致。这种杀害行为存在于多种场景中，包括：（1）野生收获或食物获取，（2）人类健康与安全，（3）农业和水产养殖，（4）城市化和工业化，（5）入侵性、过量或有害野生动物控制，（6）濒危物种保护，（7）娱乐、运动或表演，（8）仁慈或同情，（9）文化和宗教实践，以及（10）研究、教育和试验。从生态学角度，人类不可能以一种不导致或不需要动物死亡的方式生活，而人类与动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意味着动物总会因人类行为或其他原因死亡。
尽管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但越来越多生活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中的人们对动物以任何方式被杀害感到道德上的不适，尤其是那些有意形式的杀害行为遭到了最强烈的反对。然而，仅仅知道人类将会且必须杀害动物并不能自动证明人类参与所有此类动物杀害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因此，有意动物杀害的合理性“需要超越生态论证的额外伦理论证”。
2 支持有意动物杀害的伦理框架
2.1 后果主义 (Consequentialism)
后果主义关注行动或不行动的结果或后果，而对任何相关的权利、义务、美德或关系漠不关心。当应用于动物杀害时，受后果主义启发的人认为，如果一个行动最小化了所有相关动物的总体伤害，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允许的、好的、正确的或正当的。这种灵活的框架可以优先考虑任何类型的后果，例如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结果（生态中心主义）、经济价值等。
在功利主义计算中，不能最小化伤害或最大化快乐的行为是错误的。后果主义支撑着大多数管理科学目的动物使用和关怀的当代监管体系，其原则是：除非能产生比伤害更多的好处（包括对人类的好处），否则原则上禁止对有感动物采取有害行动。在决定行动之前，应评估和比较预期后果，并选择最可能产生最佳总体结果的行动。
一个广义的、优先最小化有感动物痛苦的后果主义可以形式化如下：
1.我们应采取能最小化痛苦同时维持或增加有感生物福祉的行动。
2.在某些情况下，杀害动物可以最小化净痛苦和/或促进受影响有感生物的福祉。
3.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情况下杀害有感动物。
前提2是关键，但有多个例子说明人类杀害动物如何能最小化总体动物痛苦，例如作为医学研究的一部分扑杀入侵物种。考虑的范围和赋予不同后果的权重将影响何种形式的杀害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2.2 自然法或义务论 (Natural law or deontology)
自然法或义务论根据行动是否符合一个人的义务（例如不说谎）来评估行动，这为行为创造了绝对命令。义务论认为，义务的基础在于并通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来识别。那些受义务论启发的人认为，所有或至少一些（即有感的）动物拥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通常与赋予人类的权利相同或不应该是。
动物权利哲学的一个流行原则是动物拥有生命权或不被杀死的权利，人类有相应的义务不杀死它们。但在许多情况下，动物无论人类有无意向行动都会死亡，或者不杀死动物可能导致更多的动物死亡或痛苦。Regan (1983) 描述了两个原则来指导这些常见情况下的动物杀害道德许可性：最小伤害原则（多数人的权利应压倒少数人的权利，当所有人受到同等伤害时）和更糟处境原则（对多数造成相对较小的伤害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它能避免对少数造成相对较大的伤害）。
这些原则可以用于形成伦理理由，支持许多有争议的杀害野生动物的案例，例如毒杀入侵物种、休闲狩猎或大规模扑杀受苦的野生动物。对于家养动物，其应用可能包括为牲畜接种疫苗以预防疾病，或隔离、隔离或杀死对其他动物构成健康风险的患病动物。
最小伤害原则的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当防止更多动物死亡和痛苦时，人类在道德上有理由杀死一些动物。
2.存在一些情况，杀死一些动物将防止更多动物的死亡。
3.因此，人类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杀死动物。
2.3 宗教伦理或神圣命令理论 (Religious ethics or divine command theory)
神圣命令理论或源自命令理论的宗教伦理框架侧重于以符合神灵或受尊崇的文化或宗教领袖通过口头、书面、启示或仪式形式给出的命令、指示或忠告的方式行事。那些受宗教伦理启发的人认为，如果一个行动被命令、认可、符合或被真诚的宗教信仰所允许，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允许的、好的、正确的或正当的。
宗教作为全球数十亿人的道德权威，特定文化或宗教文本（如圣经、托拉、吠陀、三藏或古兰经）或人物（如萨满、拉比、先知、治疗师、部落首领、土著长老或主教）的教义被信徒视为适当道德行为的权威陈述。尽管一些信仰禁止因某些原因杀死某些动物（例如不洁、神圣、禁忌或图腾动物），但许多文化或宗教教义明确批准为食物、衣物、仪式牺牲或其他目的而杀害动物，并可以将动物杀害直接与文化身份联系起来。
这个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宗教规定了什么是道德上允许和不允许的。
2.宗教可以确认各种动物使用（包括杀害）的道德许可性。
3.因此，当宗教认可时，使用和/或杀害动物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2.4 美德伦理学 (Virtue ethics)
美德伦理学关注人类的性格特征以及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美德性的或正确导向社会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同情、正义、仁慈、节制等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对待他人的重要美德。因此，那些受美德伦理学启发的人认为，有美德的人应该向动物展示这些美德，包括正义和同情要求普遍 refrain from killing them 的观点。
美德伦理学已被用来论证人类的一些动物杀害形式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例如，一些人认为，因为有美德的人应该对动物关怀和同情，他们不应该对动物的待遇漠不关心，应该 refrain from killing them，并应尊重它们的利益并促进它们的福祉。因此，有人认为有美德的人应该是素食主义者，拒绝大多数动物使用或研究，并质疑有意杀害野生动物。
然而，美德伦理学并不禁止所有形式的动物杀害；该框架与论证某些形式的动物杀害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观点相容，例如为获取食物而杀害动物、杀死捕食者以保护牲畜或其他猎物，或对受致命伤的动物实施安乐死。重要的是，被认为是美德的东西并非自然法；它是强烈 socially constructed, culturally defined, and therefore flexible。
这个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有美德的人关心动物和人类，并寻求促进他们的繁荣或减少他们的伤害。
2.表达对动物和人类的同情有时需要有美德的人去杀死动物。
3.因此，有美德的人并不反对所有动物杀害。
2.5 关怀伦理学 (Care ethics)
关怀伦理学通过行动如何促进和维持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的 reciprocal or mutual caring relationship 来评估行动。那些受关怀伦理学启发的人认为，人类是或可能是动物的关怀者，因此有道德责任关怀它们。如果一个行动满足了动物以及我们自身的需求，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允许的、好的、正确的或正当的。
根据关怀伦理学，道德地位的基础在于他人能与我们建立的关系种类。与另一个存在道德关系涉及真诚地尝试欣赏和回应对方的情况，包括他们的需求、痛苦和欲望。人类显然与一些动物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许多不仅是 proximate and subject to care 而且能够 reciprocating care（例如宠物狗、猫和鸟）。因此，关怀伦理学被用来表明我们对动物有强烈的道德义务，因为我们关怀它们。
关怀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限制是，该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动物，因为人们无法确定地知道动物需要或想要什么，而且他们与所有动物也并非都处于关怀关系中。虽然一个人可能与其宠物存在关怀关系，但他们通常与他人的宠物或野生动物没有关怀关系。因此，根据关怀伦理学，一个人对其宠物有道德义务，但对其他家养或野生动物则没有。
这个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关怀伦理学要求对我们与之处于关怀关系的动物负有强烈的道德义务。
2.没有人与所有动物都处于关怀关系中。
3.因此，我们对所有动物没有强烈的道德义务。
4.因此，杀死一些甚至大多数动物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2.6 契约主义或社会契约理论 (Contractarianism or social contract theory)
契约主义或社会契约理论根据人们在假设协议或社会契约下会产生的 mutual benefit 来评估行动。那些受契约主义启发的人认为，如果一个行动对所有涉及的理性存在是公平和公正的（但不一定平等），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允许的、好的、正确的或正当的。
决定一个行动是否公平或公正是通过确定它是否符合公民在某种理想化环境下为治理自身行为而选择的规则来实现的。识别这些规则的一个测试是首先想象一群个体处于无知之幕之后。幕后的个体不知道关于自身的任何细节（例如宗教、年龄、种族、性别、国籍、对动物的看法、食物可获得性、社会地位等），但他们确实知道并拥有基本的人类欲望、动机和需求（如需要食物或安全）。每个人的目标是识别能造福于他们的社会规则。因为他们不知道关于自身的个人细节，他们会避免制定只保护某些类型人的规则，而是制定保护所有人的规则，因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某个群体的成员时，制定只偏袒一个群体成员的规则是没有意义的。由无知之幕后的理性个体商定的规则集合构成了道德规则。
这个框架可能适用于某些应用，但契约主义众所周知难以给予动物保护，原因有几个。缔约者将在无知之幕后通过保护他们自己的道德规则。他们知道自己是人类，因此他们将通过 governing human interaction and behavior 的规则。动物缺乏人类的理性，例如参与和审议拟议规范规则及其后果的能力。这意味着缔约者可以 deliberately pass rules exclusively governing individuals with particular rational capacities，例如 those required to engage in a hypothetical social contract。动物因此 falls outside of the moral community and thereby lacks moral protection and status under this framework。
这个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缔约者是理性的、自私的，并且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包括其地位和可能对动物的依赖）一无所知。
2.缔约者将制定授予理性个人道德地位和强力保护的规则。
3.动物不是理性个人。
4.因此，缔约者不会通过授予动物道德地位和强力保护的规则。
2.7 伦理特殊主义 (Ethical particularism)
伦理特殊主义认为对与错的区分独立于道德原则，而是通过所考虑特定案例的道德相关细节来评估。因此，那些受伦理特殊主义启发的人认为，动物的伦理对待是 context-specific，什么是道德上允许的、好的、正确的或正当的取决于与每个动物杀害实例相关的具体细节。
伦理特殊主义者避免使用更僵化的伦理框架（例如义务论、后果论），而是专注于提供 specific arguments that deploy moral principles that anyone can agree to independently in particular sociocultural contexts，这些 context 显然会随时间改变。一个例子是 Rachels (2011) 的原则：造成痛苦需要 good reason。许多人会同意这一原则，从而允许有 good reasons 支持的动物杀害形式。
这个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杀害动物需要 good reason。
2.存在杀死一些动物的 good reasons。
3.因此，出于这些原因杀害动物是允许的。
前提2是关键，尽管 Allen et al. (2023) 描述了许多人类杀害动物的‘需求’或 good reasons，例如为了农业或食品安全、人类健康与安全，或为了减轻动物痛苦。然而，细节很重要，为了符合伦理特殊主义，需要证明每个动物杀害的实例都是出于‘足够好’的理由，而‘足够好’是由当代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定义的。
2.8 环境伦理学 (Environmental ethics)
前面描述的七种伦理理论和框架最初是为了治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后来才应用于其他动物，通常侧重于个体且通常是家养动物。此外，支持动物保护的许多根本目标（例如防止伤害、防止灭绝、恢复）通常通过诉诸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例如美德、野生动物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来证明，这些最终将被纳入其他伦理框架（例如后果论）。考虑专门为解决更广泛的生物或非人类社区中的道德问题而设计的额外伦理框架， addressing many of these limitations and provides unique perspectives on intentional animal killing，特别是在生态背景下。
这些额外的环境伦理框架包括：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主义，认为所有生物都有道德地位；或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整个自然，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如河流、湖泊或森林）作为 distinct entities that can have rights and/or experience injury。最著名的以自然为导向的伦理框架之一是‘土地伦理’，其道德格言是：“当一件事倾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时，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土地’在这里代表各种生态系统类型。
这种生态系统伦理确认人类居住的生物世界具有深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生物谱系的更新和能量与养分循环的稳定性成为可能。地球上观察到的巨大生物多样性创造并维持了这些循环或生态系统健康。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长期以来一直是并且仍然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只要我们采取支持生态系统健康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因此，当这样做是‘为了生态系统的利益’时，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或被允许杀死动物。例如，只要我们不减少现存的生物多样性或污染环境（例如使用含铅弹药），狩猎和捕鱼（为了食物、娱乐或宗教实践等）是允许的。当入侵物种与本地物种竞争、捕食或排斥本地物种、改变生物多样性或影响土壤肥力时，对其进行致死性控制或清除也是允许的。
这种生态系统伦理论证可以形式化如下：
1.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支持或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
2.杀害动物可以支持或对生态系统健康无关紧要。
3.因此，当杀害动物支持或对生态系统健康无关紧要时，它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3 讨论
近年来，动物杀害的道德和伦理许可性已成为许多辩论的主题。在这场辩论中，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意动物杀害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坏的、不正确的或错误的。
但是，尽管有大量反对动物杀害的伦理论证出现，至少八种常用伦理框架允许人类某些形式的有意动物杀害，其中一种允许在任何时候 wholesale animal killing。因此，通常被用来谴责动物杀害的多种伦理框架也可能被用来支持它， ei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对这种广泛存在的伦理支持的认可，在那些不准确地谴责他人为绝对不道德或不道德的‘不杀生’伦理立场中并不明显。有意动物杀害显然也不是二元的（即 ethical or unethical）。然而，固守这种观点，后工业国家现代社会的某些部分变得如此不适意有意动物杀害及其隐含的伤害，以至于他们主张禁止野生来源的肉类、禁止养殖皮革、羽毛和毛皮生产、禁止集约化牲畜生产、禁止战利品狩猎、禁止医学研究中的动物，并试图禁止大多数其他动物用途（例如休闲捕鱼、捕获后放生垂钓、章鱼养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面向公众的企业和组织也试图通过公开废除或谴责动物杀害来避免反对者的指责、声誉损害或‘被取消’。事实上，‘不杀生’标签已被大学、动物收容所、水产养殖或海洋养殖组织、动物园、时装设计师和零售商，甚至动物管理机构用来 signaling institutional virtue。此类行动在伦理上是不必要的。
相比之下，我们已经表明，存在不同的有意动物杀害的伦理方法，它们不仅为其提供了明确的支持，而且证明了不杀死动物为何可能是不道德的。我们尊重许多与动物相关的政策可能基于应避免动物杀害的前提而制定；我们也高度重视动物，并且我们个人支持许多这类政策。然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这些选择是以一种方式做出的，这种方式没有 automatically exclude intentional killing as being unethical or immoral，而在通常用来谴责它的相同框架内，确实存在多种理由充分的支持动物杀害的伦理论证。在动物杀害提供保护效益、因某种原因具有文化重要性、有助于动物或人类健康与福祉，或者表面上‘非致命’行动可能导致间接杀害和伤害 far greater number of animals 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们的综合还证明了多种不同伦理框架围绕有意动物杀害的核心许可性趋于一致，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是如此。例如，后果主义冷静地优先考虑最小化伤害来证明杀害的合理性，而宗教伦理则诉诸神圣法令。或者，环境伦理通过考虑和权衡集体后果 over individual consequences 来证明杀害的合理性，而关怀伦理则否认对关怀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之外动物的道德义务。义务论可以允许在某些情况下 overriding the right to life of some animals，而契约主义则根本不授予或有限授予非理性动物道德地位。因此，尽管它们可能源于不同的知识和哲学基础，或者可能使用不同的理由得出结论认为有意动物杀害在伦理上是允许的，但如此多的框架联合应提供反对者、辩护者和 impartial observers with reassurance that intentional animal killing can be ethically justifiable in a wide variety of contexts。
4 结论
尽管近年来一些人对人类杀害动物变得越来越不适意，并且已经提出了各种反对动物杀害的伦理论证，但我们得出结论，这些相同的伦理框架也可以用来证明多种形式的有意动物杀害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是合理的。鉴于对许多形式的有意动物杀害存在一致且广泛的伦理支持以及持续的分歧，将有意识动物杀害标记为绝对不伦理是不正确的。我们鼓励更深入地考虑支持有意动物杀害的许多伦理论证及其适用的背景，并建议人类有责任以这种伦理支持的方式杀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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